【完整版】十九大背景下国资国企深度改革——十大关键词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改善质量供给、提升质量水平无疑是其重要抓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还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论述。为了更好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十九大报告在论及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时指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要求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我们从过去以量的增长、追赶经济、GDP导向以及所隐含的背后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导向与理念，形成了量的顺序积累。走到今天，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有追兵，前无引领，已无成熟路径可供借鉴的大背景下，创新发展、突破发展、颠覆式发展、关怀人类命运等由此产生若干大课题的发展，几乎是中国发展所需的必然选择。但是这个必然选择仍然有几个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就是此轮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能否做到改弦更张，形成一个环境友好型、顶层设计驱动型、质量导向、社会绩效导向、均衡导向的新型增长，是十九大以后的中共及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
如何做到从量的增长到质的增长，我们认为，必须做好以下几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1. 顶层设计。站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高度上，把稳定的、有机的、有内生能力的增长逐步形成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新型增长路径作为增长的首要任务。
2. 多元化思考、开放式思考、立体式思考。要形成质量型增长，既要国家整体统筹，政府全面协调，社会各界全面参与，更要形成多级、多元、多层全方位利益的协调与共同参与。如此方能更好的追求质量型增长。
3. 要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人造经济、朋友经济、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出发，多方位、多方法论驱动增长。
4. 既要注重国资国企作为党和政府执政的有形的手、重大措施落地平台的根本作用，又要注重通过混合所有制将现有的国企改造乃至深化为有控制力、有引领能力、有风险控制能力的产业链乃至生态链。把有边界的国企改造为无边界的产业链乃至生态链是此轮增长质量里面的关键。
5. 不忘初心。目标要清晰，把国家、人民、时代的发展重大课题，与一个个市场主体的命运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探寻最大公约数的过程就是高增长质量的过程。
6. 高增长质量需面向未来。对全球的科技进程、文化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城市发展有深刻洞察和预判，少走弯路，提前卡位，前瞻布局，这是所获得的一个必然结果。
7. 好的增长质量需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站在更大范围、更广人群、更多利益、更多资源交汇与共振的高度上，实现大范围、高质量增长，才能保证中国小范围、中小范围高质量增长。只有更好地形成中国与“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交汇共振，才能保证中国的高质量增长。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十九大后，真正的关键在于从之前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到十九大后以转型为核心的改革，发生了骤然的变化。比较十九大前和十九大后，国资国企改革，主要在几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1. 导向上，从体制机制改革到以转型为核心的改革。
2. 国有企业的角色，从党和政府执政的核心抓手，到中国方案的核心支撑。
3. 建立各类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资源类（矿藏、森林、山川、河流、绿地、湿地、岛屿、荒地、滩涂），区位类（交通干线、能源网、港口、机场、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自贸区），资产类（市政设施、体育场馆、文化设施、休闲设施、公园绿地、道路桥梁、政府及事业机构资产、农村土地入市），壳资源类（特许、牌照、上市资格、资质），包括公用设施、科技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进行分类管理，积极探索其优化流动配置，探索其可能的市场化，企业化的开发和经营，使之产生全域资产经营及收益，这也是国资运营最大的意义。
4.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从经营性国资统一纳入国资委监管，到建立对国有资本的授权经营体制，不仅要注意用好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还需注意深改办、国资委、财政系统及区域金融资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国有企业、区域各类基金，以及其他区域债权金融资产的配置、经营与收益。国资委主要负责好区域里面的基金组建、市值管理、全域国资的激活与配置。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设置，及国资系统对区域资本的统筹、重组、改革是其关键。尤其要注意，用国资统筹的方式，走出一个区域资源有效归集，系统整合之路，其与西方流行的并购模式，形成完全不同的路径。把行政划拨、市场性重组、两条腿走路、为区域发展战略服务，这个经要念好。国有企业负责打造高竞争力、强竞争力、高市场化的市场主体，即使承担公益性、民生性的项目，也需用高效的市场化手段来完成。
5. 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围绕着区域战略所需，把国有经济调整到基建、民生、环保、战新、先进制造业、以科创促进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上去，国有经济必须与多种社会资本形成友好界面。
6. 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把国有经济从基础性、保障性、资源性、低效性角色过重、前瞻性、引领性、布局调整性、区域发展助推性、转型服务性不足的偏重结构中解放出来，要让国资在核心领域、重要位置、关键环节、决定性要素层次发挥作用。真正体现国资的社会与经济双重职能。
7. 既要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要促进国有资本放大引领，国有资产基于战略布局，深刻理解规划，理应保值增值，更应在战略层次，优势领域形成强势发展。
8. 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不仅仅是规模层面的考虑，还应关注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合作吸引、放大，对科技、创新的引领与驱动。
9. 强化国资监管，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资监管不仅是针对过去，还因为在当前企业大力推进混改、股权激励、基金投资的大背景下，国资监督与风险防范就变得格外重要。加强国资监管要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流失为目标，加快形成全面覆盖、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制约有力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增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整体性、有效性，强化流程管控刚性约束，确保内部监督及时有效。强化出资人监督，加快国有企业行为规范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对企业关键业务、改革重点领域、国有资本运营重要环节的监督。加强和改进外派监事会监督。建立健全国有企业重大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倒查机制，加大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力度。加强审计监督、纪检监督、巡视监督，建立有效的外部监督协同联动和监督会商机制，形成监督合力。实施信息公开，加强社会监督，建设阳光国企。国资委的监督、出资人管理、反腐廉政、风险管理等角色，将成为长期的国资管理功能，也将会成为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中国发展到新时期，中国的发展已经不能再由国家意志、产业战略、企业实践之间的市场化导向，不能以标杆导向和最佳管理实践来保障，必须通过更高层次的国家意志，更具前瞻性的产业规划，更具探索性、更具创新性、更具未来塑造性的世界一流企业来保障。简言之，唯有能够在无人区做出重大探索，在空白地带与盲区能够将中国方案、中国优势实践到微观经济层次中去，在开放竞争过程当中，能深刻体现四个自信，与中国企业独有优势的发展路径，方能引领、驱动和支撑中国在全球规则制定当中的话语权，对国家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引领力。
为了真正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我们认为必须在以下十三个方面做好探讨：
1. 经营哲学
2. 远见与未来探索能力
3. 认识与把握环境的本质及其动态的能力
4. 价值与角色的持续先进性
5. 环境治理、生态治理与企业治理
6. 社会及环境广义要素经营
7. 生态的组织与运作：生态系统认知、组织、管理、发展
8. 产业洞察力、产业影响力、产业控制力、产业领导力
9. 对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生态等因素的变化进行管理乃至预判并管理的能力
10. 把创新整合成企业内生职能的能力
11. 智能化管理与组织智商
12. 组织创新与效率
13. 不确定性及风险管理：组织对变化的敏感、变革、进化、纠偏能力
经验证明，一个国家想在世界经济之林当中有话语权，在世界产业当中有话语权，有定价权，有品牌力，有创新能力，有以自身创新突破原有产业封锁，带动产业升级，张扬民族福祉，实现和支撑国家在全球的地位和对外交往优势，必须以该国具有世界级产业集群为依托。
美国的电子产业、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军工产业；德国的精密仪器、先进装备、汽车产业、化工产业；瑞士的化工产业、金融业；日本的精密仪器、电子半导体产业、汽车产业、游戏动漫产业；韩国的装备产业、游戏产业、文化产业，已深刻的验证了这些规律。而同样，在国际经济当中，昙花一现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俄罗斯的困境，包括中东诸国的困境，无一不验证了缺乏世界级先进产业集群就要挨打，就要受困，就被剥削，即使短暂崛起和富有，最终也会被边缘化的悲惨命运。所以中国走到今天，要做到富而强，富而优，富而壮，富而抗风险，富而有远见，富而有控制力，富而受尊重。如果没有世界级的产业集群作为依托，是不能想象的。
如果要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我们认为以下要素是必不可缺：
1. 基础研发。如果仅仅做产值，做富，可以没有基础研发的根本性突破，可以只在别人的基础性研发上深入地做应用性，日本就是这方面的范例，大量的做软科学创新，不做基础型创新，甚至一段时间，应用软科学创新和工业设计，以及对消费者的关爱，和对运营细节的关注，缔造了东亚奇迹。但是归根结底，如果没有基础科学的突破，尤其是系统的系统科学的突破，一个国家的世界级产业集群的打造将无从谈起。尤其是半导体产业，电子产业，中国目前尴尬的局面，已突显出进行系统基础研发、全面突破的尴尬话题。
2. 形成大量的专业化、先锋化的研究力量，尤其是具有产业深度的研究力量，专业化的研究院、设计院，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3. 对于一个国家的基础研发、应用研发、技术研发、产业转化进行顶层设计的规划机构，尤其是专业化的规划机构不可或缺。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在航空产业上的优势，众所周知，是来自于它著名的苏霍伊设计局，只有研发、技术、材料、航电，却没有设计统筹，航空工业的崛起将无从谈起。苏霍伊设计局对于航空工业的重大的贡献，事实上是一个统筹，具有产业化深入统筹的作用。
4. 产学研深入结合的示范区、应用区。硅谷并不偶然，事实上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科研到产业化。尽管也可分散进行，但是如果有产学研高度密集的应用示范区，既能从时间上较快加快及催化产业化进程，又可以同时运用多种技术路径、工艺路径，破除一个一个的产业难关。多路径并行工程，是一个国家的产业由被动到主动，由层层受制到主动有为的关键线索。
5. 龙头企业的出现及作用，仍然被低估。国内目前在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上面，往往采用的是拿来主义，把别的经济体当中已成功的龙头企业拿进来，作为我们打造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和枢纽，但是该龙头企业会不会把它最先进的产业、核心的科技力量投入到我方的集群当中，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所以经常出现招来了外国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在我国的园区当中干中低端项目的尴尬。所以龙头企业不一定完全是自己生的，也可以是招商的，但是必须保证龙头企业把最先进的产能、最先进的科研成果及主要的科研力量放在其中。否则的话，龙头企业需要我们用自主培养的方法来打造。
龙头企业不一定是体量最大的企业，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尤其是在中国现在面临在若干前沿领域对西方的竞争性产业，要进行弯道超车式、颠覆式突破、颠覆式超越，越是此时，越需要那些黄埔军校式龙头企业，即该企业未必一定会做成很大规模，但是该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内部不断的会培育出一个个创业团体，从中分裂，形成该产业里面一个一个的后来者，这些后来者当中，慢慢的出现多家竞争格局。而这种活跃的竞争格局，最终培育出来了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龙头企业。但事实上对一个国家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来讲，前一种具有黄埔军校母体特征、开创型特征、创业大学特征的这种龙头企业，目前国内重视程度不高，只是非常重视已成就，已形成规模的规模意义上的龙头企业。但是，我们下一步还需注意，这种思维发散性、模式发散性、技术路径发散性、研发能力远远大过产业转换能力，多元思维强于产业化路径选择，需要海量技术与思维及人才储备，但是对于新兴产业的突破具有着引领、旗帜作用的此类黄埔军校型领先企业，这是龙头企业。
6. 产业生态有龙头企业，围绕着龙头企业的产业生态。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通常所谓的上游、下游，供应商、经销商、协作伙伴等供应链型内圈生态、核心生态。此处深讲围绕着生产型服务、科研转化型服务、创业服务、产业化服务，以及由非正规意义上的企业、院所型企业、大学型企业、学者型企业、向正规企业转化所需的其他种种服务生态，恰恰是其中的关键。当然，政府作为与管委会作为发现器、孵化器、加速器，在其中的作用显然也不能被低估。
7. 一个国家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必然需要世界级产业基地，如果没有产品换代、技术换代、标准换代、巨大的产业化浪潮、需求浪潮，一个国家打造所谓世界级产业集群是个笑话。就像当前，中国通讯产业由4G转5G，由此所引发的相关设备的产业集群，有可能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但是抛弃了机遇，纯粹讲具备了世界先进技术以后，就一定能成为世界级产业集群，仍然是一个比较主观和僵化的逻辑。
8. 世界级产业集群，还需与之相匹配的企业家。新商业文明，活跃的企业家队伍，开放的思维，种种有灵魂、有作为、有追求、有理想的企业家人群的培育，职业经理人群的培育是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关键。重塑信仰，重塑理念，关怀人类，关注千年课题，千年命运，人文思考，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对科技的前沿思考，对伦理的探讨，对人性的深入思考，既关照世界普遍话题与热点，又深入洞察中国特色与东方文化的内核，由此培育出真正用人性、用理念、用情怀去思考的企业家，恐怕是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又一个落地与支撑。
9. 世界级产业集群，也需要与之相配套的产业环境、品牌环境、贸易环境、法治环境、合同环境和知识产权环境。
习十九大指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最近自由港这个词很热，有很多人说自由港就是自贸区，还有很多人说自由港就是自由贸易港，是自贸区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很多人说自由港就是把自贸区的一些制度用到港口来，这些制度都没能体现自由港的真相。国际上来看，自由港是基于港口的一种自由贸易安排，它的核心是把港口辐射力做长做大。通过自由贸易、商业、金融、现代服务业的支撑，使得港口的接纳能力、贸易能力、金融服务能力、商品汇集和交易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周边区位的商业资源的虹吸效应，使其可行。说得简单一点，自贸区往往是利用减税、免税和区内的便利性，吸引大量的商业及工业企业入区，在区内发展加工和商业服务。自贸区是一种相对内向，具有收敛性，通过自由贸易服务，通过一个自贸政策与制度，把整个区内的商业、金融、制造，以及相关配套做繁荣了以后，形成了一个发展高地。所以如果非要对比自由港和自贸区，自由港是以港为核，向外积极辐射，把周边数百平方公里，甚至更大范围里的商业资源，尽可能吸到自由港内，其最核心的功能是港，把港的交易、贸易、存储、加工、分级、再组合、现代服务、停泊、装卸等港口特征充分发挥出来。
在全球诸多自由港中真正能力名副其实地把自由港效率发挥出来，优势发挥出来的，新加坡、香港算是经典的例子。此外，还有很多港，如高雄、釜山，以及国际上著名的一些自由港，包括迪拜，都基于港口形成了对周边资源的极大效率的虹吸。还有很多叫做自由港，其实在内陆区，比如说瑞士的20多个自由港，其实那些自由港，本质上是自贸区。还有很多叫做自贸区，但事实上它在发挥自由港的初级功能，比如天津、深圳。
自由港还是自贸区，核心的判断标准：
第一，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自由港是进攻性的，其真正所辐射出去的商贸覆盖面积，动辄到方圆数百、数千公里。自贸区则是防御性、内涵性、收敛性，以区内繁荣的贸易，便利的经商环境，高集成的服务密度来获得从商品贸易到服务贸易，到高级服务贸易，多层次的贸易集成，从而对区外的产业形成拉动，形成开放窗口，开放引领，但是本质上它具有守成特征。
第二，自由港的核心是港，原则上它要有优质的国际型港口和国际航空枢纽机场作为支撑，而自贸区则未必。
第三，自由港更多的是发挥的商业、交易、贸易、现代服务功能。而自贸区在以上功能基础之上，往往还有着生产、供应、就地服务等特征。
第四，自由港往往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整个自贸区经济的核心和引领，而自贸区往往是一种特殊关税的安排，特殊资源配置的新型经济开发区和贸易区的集成。换言之，美国有诸多自贸区，但是自由港只有极少数。同理，中国下一步会把自贸经济推到一个更高境界，内陆若干省份都有了自贸区，很多自贸区里面都有内陆港，比如说西安、武汉、成都。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真正的自由港，往往意味着要通过以世界级港口及其强大的海运能力对周边的物流格局进行颠覆性的再造，通过这种颠覆性再造，形成本国在大宗商品上的定价权，在重要贸易过程里的控制权，以及基于定价权和控制权所生发出来的生产优势，价格优势，带动现代服务优势，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催发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和世界级企业的成长。
所以中国自由港的探索，不仅会带出上海、厦门、深圳、天津、青岛、大连前赴后继的奔赴自由港探索，更重要的是会形成以上海自由港为中心，牵动、扭曲、拉动整个亚太地区的物流中心，从新加坡为核心，转向以上海为核心，牵动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从东京、新加坡、香港，更进一步向上海集中，牵动亚太地区的贸易中心，从香港、新加坡，进一步向上海，向深圳集中。换言之，自由港探索核心是通过极其便利的海运服务，长链条宽口径，及其充分的海运港口作业，货物交易、金融服务、贸易服务、其他政府功能服务，使得亚太的物流、海运、交易，乃至其他生产要素、现代服务，极大程度地服务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一个以中国若干沿海开放港口为核心，牵引带动以中国需求为抓手的大宗商品向若干自由港集成。基于此，更牵动基于大宗商品及现代服务业背后的科技、资本、人才向自由港集中。所以自由港建设的探索，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核心探索。今天我们探索自由港之路，不能说早了，但是也绝不意味着晚。在中国此次探索自由港过程当中，我们明显的看出来，围绕着巴基斯坦的瓜德尔港和马来西亚的皇京港，以及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等与中国几大海港遥相呼应的国际布局，以及围绕着国内，以上海港为龙头，上牵天津港、青岛港，下连宁波港、舟山港、深圳港，形成中国沿海几大明珠港口大串联。在此基础上，打造中国自由港创新，使得中国自由港制度，不是一个孤立的、点状的，而是整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核心布局。
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杭州湾大湾区，渤海湾大湾区三大湾区，以及长三角深度一体化，海西经济区的国家战略，形成全球独一无二的大自由港中心，才是此次中国建设自由港的最大的出发点。建设自由港，不仅要在国际海运交易所上面要有话语权，在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上面要有定价权，更要牵动亚太大物流格局，商品交易格局，现代服务格局。以此来带动亚太产业格局，以中国为核心来翩翩起舞。可以说此次自由港探索，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是进一步开放以及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举措。基于此种安排，以上海、厦门、深圳、天津、青岛为核心的自由港探索箭在弦上，其中上海已领先出发，围绕着世界级的全自动化港口为作业便利性，下一步围绕着自由港的来去自由，进出免税（这点和自贸区不同，自贸区只能是低税，不能免税），商品的储存、分级、组合、包装，以及便利性加工基础上的交易，海运，以及由此形成的海运系列服务，贸易系列服务和基于大宗商品交易便利性和价格控制力的产业，制造科技，进一步在上海集成，推动上海原四个中心进一步发生相乘效应，即贸易中心、经济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以自由港为核心，四大中心进一步形成相乘效应，激发更强盛的发展势头，以此带动上海科创中心的高举高打新气象，新作为。更进一步，以此为核心，带动繁荣兴盛的现代服务业的积聚，促进上海医疗中心开放前沿，海丝大根据地的世界地位的进一步建设。以上就是自由港建设的核心。
上海更好的建设自由港，我们认为几个关键环节必不可少：
1. 以上海港为核心的中国沿海港口，整体服务于海上丝绸之路。
2. 上海港与宁波港、舟山港、青岛港、天津港，围绕着杭州湾大湾区和渤海湾大湾区，围绕着两大湾区，以上海，以长三角深度一体化为牵引，带动两大湾区，形成世界级大湾区融合的规划。
3. 上海多个港口在自由港创新当中的地位、角色。
4. 上海以自由港为核心的进一步开放战略。
5. 上海基于自由港的体制机制创新。
6. 上海基于自由港的争夺国际海运交易话语权和争夺国际大宗商品交易话语权的其他探索。
7. 基于上海自由港，上海在医疗联合体、经开区联合体、创新联合体、现代服务大战略，以及上海港与亚太若干重要港口之间的港口交易及互惠安排。
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今年３月底，国务院批复辽宁、浙江、河南、湖北等７个自贸区成立，使自贸区阵容增加至１１个，实现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引领开放新格局。
在十九大报告当中也阐述了中国要进一步深化自贸区经济，为了进一步把自贸区做到一个新的高度上，有必要对自贸区设计以来，从喜大普奔到满头雾水的过程进行一个分析。自贸区在刚开始宣布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可能会引发第二次改革开放，或者说又一次改革开放。但自贸区经济走到今天，我们发现其效果并不像我们所梦想的那么好，这背后有很多原因。但是有一点，就是在自贸区内，到底应该来哪些服务形态和产业形态，自贸区到底应怎样给当地带来重大创新，自贸区到底怎样接入高级服务贸易，自贸区应怎样把中国现阶段不具备、稀缺，因种种保护主义，暂时引入不来的技术、服务、科技、人才，以及其他要素，引入到自贸区里面来，从而形成隔墙带动效应、跨区带动效应。既在中国难以突破西方对中国的种种壁垒的尴尬现实面前，形成穿透效应、虫洞效应，又能够通过自贸区的设置，极大程度的改善和对冲区域的短板经济、短板产业、短板科技、短板服务。在以上这些方面，可以说目前自贸区并没有落实出太多的新亮点。
目前自贸区仅仅在口岸、大宗商品、现货期货，以及少量服务贸易上有些落地，若干自贸区事实上就是作为一个保税区存在，离真正意义上的自贸，离以自贸区推动倒逼改革，促进地方发展还差得很远，所以此次我们有必要把自贸区往更高的境界上来推，形成自贸区经济2.0版。
如果要推动自贸区经济2.0版，我们认为要做一些重大变革：
1. 各地应因地制宜的研究和规划自贸区章程。内地的自贸区，沿海的自贸区，西北的自贸区，西南的自贸区，中部地区的自贸区，显然其功能、设置、创新、内涵应当是完全不同的。
2. 应把握以自贸区集结若干本区域稀缺的产业、科技、交易、服务来对冲以及来冲击和重组本地产业发展方式，至少要以示范和带头引领作用为出发点。
3. 自贸区既要注重进出关税，服务的便利性，更要注重如何通过优质的自贸措施商，自贸推动龙头企业，自贸核心内容等亮点，来推高自贸区的含金量。
4. 各地自贸区，应突出自贸的真正含金量，把医疗、文化、会展、人才、科技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作为“药引子”，来和本地的国际化并购、产业转型升级、医疗及私募科技突破、深度城市化、旅游及农业产业升级等区域里面较重点、较复杂的课题进行深度融合。要把自贸区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打通海外发债通道这个功能，和民间财富管理功能，通过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和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所做的民间财富管理，要打通。还要把外国专家制度，产学研制度，外国科技人员管理者全职或兼职服务制度，在知识产权制度健全的背景下，做得更深入、更完善。要深刻意识到，自贸区在中国是突破西方对我国最后几层壁垒的重要制度安排，各地也要清楚的意识到，把新招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已有的外商投资的生产安排到自贸区里去，来平衡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是中国自贸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把若干外商的生产和出口，安排到自贸区当中，不仅能减少我方的贸易顺差，在保障就业和税收的大前提之下，还能带动自贸区的核心经济。目前各地自贸区的核心特征就是空，空无一物，内无龙头，所以这些动作必须被各地充分重视起来。
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中央推混改，其核心主旨并不在于各地国资拿出多少家国有企业，引民资进入，改变其资本结构，使得其中一部分股权，是非国有资本，这是一种对混改的肤浅理解。混改在此次中央的改革当中，事实上是一种方法论和哲学。其核心主旨在于，通过对一个国有企业的经营边界、能力边界、短板的理清，通过多次与各类优势非国有资本的混合，将一个个大，但不强不优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一个个有机的产业链，乃至于生态链。国有资本有进有退。通过将若干国有企业改造为若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次资本混合，多层次、多维度、多方位资本混合的有机的产业链、生态链，使原先的国有企业的一家独大，一资独强，改变为众资争辉。在一个强大的产业链或生态链当中，形成谁强谁上，谁优谁主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链条有机，交易活跃，模式创新，机制进化，效益优先的良好局面。
由一个完整的高比例国资控股的、边界清晰的国有企业，改造为一个生机勃勃，在多个链条上，国资持股比例有强有弱，有进有退，这样一个产业链或生态链，其核心在于，既要让国资融化在整个社会资本大洪流当中，又要保障在若干关切国家安全，关切地方发展，关切国计民生，关切区域发展，关切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重大课题上面，课题相关的产业链和生态链上。国有资本在整个生态链当中，具有引领能力，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关键环节、关键功能、关键设置。最基本，以及若干环节的黄金股，或一票否决权。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让国资融化，让社会各类资本与国资形成参差交错布局，不仅不会减弱国资，而且能够使得国资更大力量的释放其社会带动力。又能保障其在若干重要国家安全及地方战略的重要关切环节的相关产业链和生态链当中，国资形成恰当的布局。这种混合所有制，将是持续的、没有边界的、停不住的。一个国有企业，既是在核心环节上和某个民企，某个社会资本合资，合资后的企业，在进一步产业链化发展，生态链化发展的过程当中，还会进一步多层次、多环节、多维度、多方式的与社会资本再次多次持续的进行合资合作。这种制度安排或哲学的引入将会成为下一阶段，中国方案的某种意义上的核心力量源泉，在经济方面的核心力量源泉，是一种持续的类引擎供能，不断地把国资和社会资本撮合到一起，搅动到一起，组合和生发到一起。
为了实现这种级别的混改，有必要从多方位、全方位的，更深刻的认识混改，从简单的引民资进入到PPP，到以国资为核心，形成产业链、生态链，到地方统筹国有资本，形成与社会资本合作的长效机制，到地方国资与民资形成抱团经济，走出去，乃至于形成更大范围里的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各种创新优势的深度融合，围绕着经开区联合体、自贸区经济、创客经济、数字中国战略、创新驱动，形成更大层面的融合与交错，将是区域混该战略的更新的篇章。
为了把混改进行得更深入、更彻底，我们有必要把人力资本、管理资本、技术资本、远见资本，以及其他特殊资本引到混改当中来。我们也有必要把合资、并购、表外融资、虚拟合作、联盟、生态构建、商帮构建引到混改当中来。也有必要把基金、创投、孵化器、经济联合体引到混改当中来。混改将会在下一阶段生发出怎样的创新，仍然是各地深改的一个核心探索。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的是如何以土地、人才、金融、创新和制度，五方位的结构性再重组，即五方位本身要变革和创新。通过这五方位的结构性重组，驱动更良好的、更高档次、更突破性的供给创新。这里面既有政府的制度供给、环境供给、治理供给、公共产品供给，也有共产党的思维模式、方案、理念、意识形态供给，更有整个社会的创新供给、治理供给、运行供给、生活方式供给。当然仍然离不开企业的创新供给、产品与服务供给、模式供给、社会绩效供给，以及企业独有的商业思维、商业伦理供给。
全方位的供给构成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方没有引领者，进入无人区之后，中国自己如何找方向，这一大课题下的一个关键话题。如果中国此时此刻不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自己给自己找大课题，仍然迷失在过去的追赶超越、模仿型经济之下，不仅中国难以保持后劲，甚至很容易被其他经济体弯道超车，乃至于在目前比较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被各种非友好力量边缘化。
如何形成全方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九大以后的关键探索，至少要把握以下事项：
1. 要问几个问题，整个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发展的最大的关怀在哪里。人类关怀、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未来关怀，千年大计，国际形态，和平维护，世界治理，这些关怀将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目标。失去了这些长期目标作为北斗指航，中国这艘大船将会迷航。
2. 把民族复兴，中国人的幸福，小康社会，五位一体作为一个内涵性指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服务于它，才能够导致我们的这个系统自身运作是优良的。
3. 在此基础之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瞄准社会上的种种缺陷与问题，瞄准不充分不均衡问题，全面发力，多层次、多方位发力。
4. 不仅要瞄准现实问题，还要眼光往前看，看到数字经济下，新产业之下，大互联网、大物联网格局之下，人类以及中国下一步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如何前瞻布局，先下手为强，先走一步。
5. 还要研究中国社会走到今天，现有的问题和未来将会发生的问题是什么。从疾病预防、全面健康，到社会意识形态引领，到城市治理、社区治理，预见未来问题，用未来学观点、社会学观点来看明天，才能够更好的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6. 瞄准国际、瞄准标杆、瞄准先进、瞄准优秀。
7. 问题导向、人民导向、幸福导向、可评价导向。
8.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秉持一般性原则，比如说五大理念，又要把握在不同区域，阶段性重点是什么，环保问题、民生问题、脱贫问题、城市深度化引起的问题、健康问题、生态问题，都是可能的对象。
9.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要把握好，既要注意因制度而驱动改革，又要注意改革和社会发展对制度的反作用力；既要注重正向改革，由政府驱动的正向改革，又要注意好由社会驱动，在大数据背景下的倒逼改革。
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中国发展到今天，其好处就在于构筑了一个强大的金融长城，形成了对金融自由化，以及全球逐利化资本，和各个具有经济金融霸权国家，对具有金融霸权国家的剪羊毛和潮汐涨跌式金融剥削一定的抗拒能力。又不得不说，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化，因为中国坚持深度开放的使然，使得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打开我们的金融之门，与世界金融进行有层次、有序的对接，但这个又会骤然加大中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国内影子银行，地方投融资平台，以及其他地方隐性负债问题，投资平台负债和其他地方政府，事实进行了担保贷，以及负债问题，尚未较好解决。而稚嫩的中国金融创新，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类似现金贷、校园贷、P2P理财、民间财富管理的乱象，大家都已知道。包括中国基金潮所引发的狂飙式、梦幻式基金建设，及其投资乱象，可能引发的下一阶段风险，都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金融风险显然成了中国第一大风险。它既是一个国际政治的产物，也是国内发展到此刻的矛盾的巅峰集合，而且是最巅峰的一个集合，所以此时此刻对金融风险的管理，毋庸置疑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所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金稳委）的成立，以及与此相关的若干会议、政策的密集出台，充分的反映了这一点。
下一阶段，如何管理金融风险，尤其是地方金融风险，显然已经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高度，我们必须管理好以下几个重大趋势：
1. 必须严肃管理好，但凡有企业，必搞产融结合的狂飙式浮躁。无论企业管理成熟度如何、实力如何，均搞产融结合，既会加速整个中国经济的脱实向虚，也会形成产业空转，更会助长金融套利的全方位化、全生态化、隐蔽化和对策化创新。
2. 须高度警惕，地方各级政府动辄建设金控集团过程当中的非理性、非市场化行为。地方政府建设金控集团，在激活地方全域资本，激活地方金融资产，用金融资产的激活服务地方国资国企的创新，盘活地方资本，解决地方投融资平台负债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很多地方的金控，动辄喊出全牌照，动辄要实现区域金融资源的全集结，动辄要形成对地方金融服务的地方保护主义式拉郎配，即将地方所有金融服务或大部分金融服务，拉郎配给地方金控集团，以此保证地方金控集团的良好发展，此风不可涨。
3. 地方各级企业，不管能力大小，狂飙式建设发展基金，地方财政大量注入种子基金，企业高杠杆进行基金放大，组建母基金、子基金。各级仅是省市两级母基金，已组建到位的母基金数量就在数万亿，尚有很多正在组建资金在到位过程当中，海量的资金面临中国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那就是资产荒。优质项目、优质投资对象、优质企业、优质产品、优质科创，其实非常少。大量的基金，以LP的方式投到其他有一定市场性的GP的基金口袋里去，而这些大量的GP所投的项目，很多甚至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金融产品，负债产品和纯粹从万里搏一的低成功项目。比如共享单车，全国已有数百个投资项目获得融资，但是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最终能成功的数量，应该是个位数。那么其他的海量投资，如果仅仅是搏一个概率，从风险投资的角度可以理解，但是大量的国有企业主导建设的基金，投到这样的纯粹概率，通过概率来博弈的基金里面去，我们得问问，国有资本引领这个创新带动作用，到底怎么能发挥好呢？
4. 国有企业的投资，仍然呈现很多不科学的地方，大量的投资的“三拍现象”仍然存在，投后管理无从谈起。
5. 海外投资更是乱象丛生。
6. 大量国有企业对于全资或绝对控股企业管控尚可，对大量的合资参股企业，其管控深度、管控质量乏善可陈，甚至漏洞丛生。
7. 大量国有企业的违规贷款、担保、理财、假P2P仍然此起彼伏。凡此种种，我们得说，金融风险到底怎么解决、如何控制，尤其是如何实现穿透式监管将是一段时间里面，金融风险最大的难题。
十九大报告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西方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这五个方面全面建设中国社会。那么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政党，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政党，它事实上是整个中国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形成了以共产党为核心，形成以共产党对中国负责任的战略设计、理论引领、理念建设、意识形态推进为核心抓手，党政深度融合，以未来关怀、人类关怀、社会关怀为导向，形成良政善治，有为政党、有为政府。所以在中国方案当中，西方很难理解的是，为什么是五位一体，而不是经济挂帅。西方政党，其执政的合法性，往往来源于经济保障，不管是撒切尔新政，里根的供给主义，包括川普的美国优先，安倍的三支箭，默克尔的德国4.0，无一不经济挂帅，带动经济成功作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
但是经济成功为单一抓手，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今天已不容回避。所以共产党提出五位一体，全面建设中国社会。看似同时担负起多个复杂的任务，较难在短期里面突出其中一项，但是考虑到共产党长期执政，彻底的与中国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所以既没有短期政绩压力，也更重要的是要系统的建设和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五千年的历史，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智慧，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单一手段的偏颇和系统手段全方位运作，君臣佐使的系统成功。所以五位一体既是系统论的一个必然结果，其实也是西方政党无法企及的一种长期性、系统性、有机性的融合，但其恰恰可以作为中国方案的核心设置。只有通过对社会的全方位成功的追求，从政治、文化、社会、民生、经济，多方位共同推进社会有机发展，不求快，但求系统。其后劲会更足，其有机性会更强，其系统发力会更一致，其可持续性会更强，其获得感与民众的命运一体性会更强。所以十九大后，整个中国社会建设，会更系统的突出五位一体，从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到区域规划，到城市发展，到新农村建设，到政府改革，社会治理，企业行为，事业单位行为，我们都能够预判五位一体思维会作为一个更均衡、更系统的哲学和行为方式，渗透到中国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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